作者用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方法，对个人案例从纵向时间轴追踪，同时代横向比较，科学而严谨地得出结论：“如果没有机遇和文化、环境因素，即使智力超过爱因斯坦，也只能做一份平庸的工作。”机遇是一系列偶然与必然的结合，一个又一个机遇的积累，促成了最后的成功。同时，文化环境与文化传承，以不可抗拒的力量，影响着人们的决策与生活。但是作者坚信，即使文化的力量再顽固，也不是完全不可改变。马尔科姆•格拉德威尔（Malcolm Gladwell）被《快公司》誉为“21世纪的彼得•德鲁克”，曾是《华盛顿邮报》商务科学专栏作家，目前是《纽约客》杂志专职作家。2005年被《时代》周刊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位人物之一。他的代表作品《引爆点》、《异类》、《眨眼之间》均创造了书市神话。《纽约时报》更是把格拉德威尔对社会思潮的影响称为“格拉德威尔效应”。好了介绍完这本书的情况和基本作者概况，下面我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。本书一共二个要点。第一个要点是：机遇。机遇包括哪些因素？是如何成为成功途中的助力的？出生的时代，诱发“马太效应”，让一些人享受到更多的教育资源，这是机遇之一。在学习与实践的过程中，有些人能够幸运地率先完成1000小时的积累，这是机遇之二。在成长过程中，有机会培养高水平的“实践智慧”，这是机遇之三。正是一个又一个机遇的积累，促成最后的成功。第二个要点是：文化传承。文化传承在生活中有怎样的作用？其负面影响，是否有办法克服？文化传承，以非常强大的力量，植入后代的生活，流淌在子孙的血液中，影响着子孙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法。文化环境是影响人们生活的重要因素，可能成为积极的因素，也可能造成恶劣的影响。但是文化的力量再顽固，也不是完全不可以改变。正视文化传统中的优势与劣势，坚决做出调整与改变，也可以成功完成逆袭。01 机遇包括哪些因素？是如何成为成功途中的助力的？首先，出生的时代，诱发“马太效应”，让一些人享受到更多的教育资源，这是机遇之一。“凡是有的，还要叫他，叫他有余；没有的，连他有的，也要夺过来”——来自《新约》中的这个名句，被称为经济学家称为“马太效应”。在精英教育的选拔体制中，“马太效应”也同样适用。我们先从加拿大的冰球运动员的选拔与培养说起。在加拿大，孩子学冰球从幼儿园之前就已经开始。各个年龄段的孩子，经严格地分类、评估、筛选之后，能进入更高一等级的训练和比赛。在20世纪八十年代，一位心理学家发现，青年职业队的球员生日大多在1月、2月、3月。究其原因，精英教育的选拔体制，是这个结果的始作俑者。稍微懂得一点发展心理学的人，都知道在身体与心智发展迅速的幼儿、儿童甚至青少年时期，几个月的年龄差距，孩子的智力、体力、学习能力都会有明显差距。那么，一月出生的孩子，几乎比十二月出生的孩子，多将近一年的发育成长和锻炼时间。这就是精英教育中的“马太效应”：同年出生的孩子，月份大的，因为生理的成熟、锻炼时间的充裕，他们有可能被关注、夸奖和特殊对待；一旦被选入更高等级的团体，会有更优秀的教练辅导、更好的训练条件、更多的集训时间，于是 成为“最优秀的球员”。这个现象同样也发生在欧洲足球、美国棒球等选拔形式基本相似的体育比赛中。那么，学校教育制度，也有同样的问题，同是四年级的学生，智力水平相近，月份大的比月份小的学生，成绩高出4%-12%。在学校中，教师很难分辨到底是学生的能力，还是发育水平，造成孩子的成绩差异。作者在书中呼吁，我们为了更公平、公正地让孩子拥有发展的机会，应该从体制上进行变革，尽量把相同发育水平的孩子分在一个班级，分班时参考出生月份的差异，把临近三个月生日的孩子分在一起。其次，在学习与实践的过程中，有些人能够幸运地率先完成10000小时训练的积累，这是机遇之二。心理学家很早就发现，人的大脑平均要花费10000小时，才能完全理解和消化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，达到精英的程度。这就是10000小时法则。我们回忆刚才提到的精英选拔机制，就能够发现，能够在同龄人中，最先完成 10000小时积累的，也是那些“幸运儿”。从某种程度说，是机遇的眷顾，帮助这些幸运儿完成了“数量的积累”，成为精英。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摇滚乐队，甲壳虫乐队的经历，佐证了这个理论。机缘巧合，他们被邀请到德国的汉堡演出。在此之前，他们每晚只需演奏一个小时，只表演最经典的曲目。但是应邀去汉堡的时候，被要求每天晚上演奏8个小时，最受欢迎的时候要到凌晨2点才结束。超量的演出造就他们的体力和耐力，还迫使他们尝试学习不同风格曲目，更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。于是1960年到1962年之间，五次汉堡之行，1200场演出，帮助甲壳虫乐队完成了“10000小时的积累”，脱胎换骨地出现在人们视野里。完成10000小时训练的原始积累，的确要依靠机遇的帮助。然而机遇并不是随时随地可以出现的。作者列出人类有史以来，最富有的75人的名单，竟有十四人都出生在1830年到1839年之间。因为他们十分幸运地搭上了一般经济高速发展的列车——1860年到1880年美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。这正应了中国的古话“时势造英雄”。一批出生于1953年到1956年之间的电脑软件大咖，也是时代发展的幸运儿。1975年是个人电脑时代的黎明，年龄稍大已经获得了工作的地位，过小还没有从学校毕业。所以1975年处于21岁左右，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，就拥有了享受第一缕曙光的最好位置。其中就包括了神话一般的人物比尔·盖茨和比尔·乔伊。1968年的电脑还如整间屋子般大小，程序员排队运行程序，好比今天的北京三环堵车。那时，中学在学的比尔盖茨就幸运地享受到分时系统的计算终端。后面他获得的一系列的机会，都指向一个结果，他在别人没机会使用计算机的时候，他就率先积累1000小时，用来学习编程。有“互联网领域的爱迪生”之称的乔伊，经历有异曲同工之处。10000小时的积累，如何能更快实现？机遇的眷顾，加上个人的努力，缺一不可。特殊的成长环境与个人的奋斗，共同作用，促成了他们的成功。从某个角度说，他们是被时代眷顾的幸运儿。一个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特曼，他层层筛选出智商最优秀的孩子，作为追踪调查的对象。他本以为，这些智商处于金字塔顶的孩子，一定能在长大后成为美国社会的中流砥柱。但是若干年过去后，这些“特曼人”并没有变成被期待的样子。智商的“门槛效应”，为我们解释了这个现象。当智商到达120以上的时候，更高的智商不能同比例转化成更多的现实优势。既然智商不是最重要的因素，那什么使得高智商的孩子没有获得成就呢？ “实践的智慧”。
心理学家斯滕伯格提出这个概念，“实践的智慧”本质是一种处世的哲学与能力，拥有这个能力的人能够平衡自己与世界的关系，最大程度地获取资源，最大程度地获得信任与帮助。书中举了两个天才的例子。一个是智商爆表的天才克里斯托弗兰根，他经常在美国电视节目中出现，智力比赛中无人能出其右，从小就表现出惊人的数学天赋。但是五十已过的兰根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场主，终身只上了一年半大学，闭门造车地做了一辈子研究，不能得到任何权威学术机构的认可。一生中两次从大学退学，一次因为母亲没有按时寄出奖学金申请表，另一次因为校方拒绝为他调整上课时间。另一个例子是奥本海默，他在美国原子弹研究中的地位，相当于邓稼先在中国同领域的地位。奥本海默的实践智力远远超过了他的智商。他在竞争曼哈顿计划首席科学家时，最大限度地表现个人魅力，与评学者相谈甚欢，在很多问题上达成共识。这两个人的“实践智慧”，此时高下立辨。从社会环境中，获取助力，比单打独斗，更易于获得成功。这也是成功获得机遇的因素之一。那么“实践的智慧”是如何获得呢？我们看了两位天才的家庭成长背景，就可以一目了然。兰根出自一个社会底层家庭，贫困与暴力，让年幼的他对世界充满防备之心，不知如何与人相处。一旦校方拒绝了他的请求，他就立刻否定对方，用以自卫并以世界为敌。学不会与世界和谐相处，也就失去了获得世界认可的机会。而奥本海默来自自由、平等、和谐的中产阶级家庭。“协同培养”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培养模式，家长鼓励孩子在谈话中参与意见，要求孩子参加各种活动与课程，锻炼和老师、同伴、教练相处的能力。经常为孩子讲解各种成人世界的规则，为的是让孩子做好独立解决问题的准备。这样培养长大的孩子，具有“权利意识”，这是兰根那样环境成长的孩子，所不可能具有的。这也是根本的阶级差距。正是一个又一个机遇的积累，促成最后的成功。乔·弗洛姆是美国世达律师事务所唯一一位目前仍在世的冠名合伙人。他成功之路，充满了机遇的眷顾。他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，整个国家处于生育低潮，但是当时医院规模、设备、水平，学校教育师资力量，都处于优势水平。他求学时期，经济萧条的局面已经过去，很多地方都能给年轻学生提供工作，他能轻易依靠打工完成学业。他毕业时求职被拒，当时知名主流律师事务所拒绝聘请一个犹太人，于是他到同学创业开办的小事务所工作。举步维艰的小事务所不得不办理各种诉讼业务，这些是被“主流律师”瞧不起的。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诉讼案件需要办理，他们的事务所在行业变革之际，率先积累了“10000小时”，成为行业精英。那个时代，很多律师与医生都如弗洛姆一样，出自犹太移民家庭。当时犹太移民家庭大多从事手工制衣业。从这些犹太父母身上，孩子学到了对待工作的态度——做有意义的工作，生活也会变得有意义。同时犹太父母也教会了孩子灵活、智慧地与身边的人和世界相处，合理地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利。制衣业，是自主、符合、付出才能有回报的职业，律师与大夫这两种职业也具有这一特点。所以这个时期，犹太家庭的孩子中，出现了很多律师与医生的精英。这就是一个又一个机遇的积累，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。02 文化传承在生活中，如何影响着人们？其负面影响，是否有办法克服？在这要点中，作者给我们举了三个例子。第一个事例，是“荣誉文化”在百年后的传承。“荣誉文化”来源于游牧民族，因为他们的生活充满不安定因素，牲口物资更容易丢失，只有表现得更为强大，才能保护自己和财物。于是他们当受到威胁与侮辱的时候，表现得更加愤怒，更具攻击性，时刻准备着“为荣誉而战”。十九世纪初，阿尔巴契亚地区，很多地方多缺少政府有效管束和法律约束，世家之间因“荣誉而起”的血战恩仇，非常普遍。20世纪90年代，密歇根大学心理学家，选取了一些学生做“被激怒”难易程度的测试，这些学生都出自年收入十万的家庭，结果是出自美国南部的青年更容易被激怒。即使这些青年出生、生长都在城市，也依旧保持着祖先生活在穷乡僻壤世的性格特征。看一个人如何应对问题，看他祖先生活在哪里，看他的家庭来自哪里：这些文化传承的力量，非常强大地植入后代的生活，遗泽百年。这个事例，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突破性的观点：虽然有些人与他们的祖先生活的年代相差几个世纪，生活方式完全不同，经济水平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；可是一旦他们遇到与祖先相同的事情，他们还是会采取同样的方式应对。第二个事例，是大韩航空公司，如何成功实现文化变革的。大约20年前，大韩航空公司的“飞机损失率”是美国航空公司的17倍。空难事故不会经常发生，因为一个失误不足以引发事故。 通常驾驶员疲劳驾驶、判断失误、操作失误、与地面沟通问题等等，一个又一个错误的叠加，才最终导致空难。为什么大韩航空公司的飞机事故频发？我们还是要从韩国文化中找到核心原因。飞机的设计是机长操控，副机长检查，两人协同合作，避免操作失误的发生。但是实际上，机长在飞机上具有绝对的权利。在书中，作者详细地记录了几次空难发生前的详细情况，分析了机长与副机长对话的过程。在韩国等级制度森严的文化氛围之下，副机长很难使用祈使句指出机长的错误。检视几次灾难发生前的记录，副机长都使用了缓和性语气。这样说话，让听的人不会觉得被冒犯，但是难以引起足够的重视。比如，“我觉得油好像不太够”“今天天气太糟了”，其实想要表达的意思是“注意油量不足”“这样的坏天气，没有预备方案降落，不安全”。暗示性的语言、委婉的提醒，根本达不到预想的交流效果。“权利距离”是人们对待比自己等级高的人的态度，是对权威的重视尊重程度。韩国无疑是权利距离指数非常高的国家之一。想要副机长与机械师克服心理畏惧，向机长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，确实是一个难题。这个难题是如何解决的呢？韩国航空公司从美国青来了专家，这些美国指导者第一项任务，就是要求机上人员在工作时，严格履行英语交流的规定。用英语规范地在工作程序中交流，有效地打破了韩国森严的等级文化，在与各国的塔台交流，也更加流畅。大韩航空公司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化变革的案例。我们每个人都处于自己民族的文化环境之中，当我们的文化习俗在某些时候对事情发展并无好处的时候，个人的努力就会显得束手无策。习惯性地屈从于文化传承，可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。正视文化环境与文化背景中的优势与劣势，是作者向我们提出的警示。第三个事例，为我们解释了中国孩子擅长数学的原因。数学的基础教育水平，中国明显高于欧洲的国家。为什么如此呢？作者从语言文化和民族习惯传统等方面，给出答案。语言结构的差异，给中国孩子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。中文是表意、表型的语言体系，你读出一列数字的时候，在头脑中就能形成相应数字的形态。而英文是表音的语言，你数数的时候，只是读出音，还要大脑加工成相应的数字，在头脑中成形。那么哪个更加直观？当然是中文了。中国四岁的孩子能够数到40，而美国大多只能数到15。学习数学，中国孩子具有先天的优势。但这不是中国孩子数学水平高的全部原因。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的传承，功不可没。珠江三角洲流域，人们善于种地，把土地当做孩子一样精细地对待。为什么？因为那里人多地少，为了高效地利用有限的土地，养活全家，种田在中国人生活里，成为一门学问，并且需要全家人的协作。什么时候耕种，什么时候灌溉，如何施肥等等，庄稼人把此当做一门艺术来钻研与实践。即使是冬天的农忙季节，全家也会从事各种手工编织工作。有一句俗语“一年忙到头，吃穿不用愁”。这样看来，付出的质量与数量，与收获的产量，成正相关。中国人种地，是运用智慧、强调协作、辛勤付出，三者的有机统一。这就孕育出中国特有的“稻田文化”。与属于“技术导向型”的中国式耕种，西方呢，自古就倾向“机械导向型”，他们收获庄稼，用中国话说，就是全靠老天爷赏口饭吃。这种消极怠工的生活方式，也降低了子孙学习时，乐于付出辛苦的程度。先天的语言优势，再加上勤恳为基础的文化传承，成为不可抗拒的合力，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。现在我们知道了时代背景、文化传承、文化环境对人有如此重要的影响，感到冥冥之中，就好像有一双命运之手，在觉定谁在哪个时期，被机遇之神眷顾，一步步走向成功。那么，对此我们就无能为力了吗？面对文化传承中的劣势，我们有办法改变自己的道路，实现逆袭吗？作者在书中为感到茫然中的你我，提供了答案。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实验性公立学校KIPP学院的“教育逆袭神话”，这里的孩子是随机抽选的，没有特意的筛选。他们来自底层家庭，有四分之三半是单亲家庭，大多数学生都符合学校“免费午餐计划”的条件，可见他们家庭的贫困。这个学校最重要的课程之一，就是数学。这里的孩子到了八年级，有84%的孩子数学水平超过了国家同龄平均水平。这里的孩子是如何取得这样的逆袭的？套用中国的古语来说：“无他，但勤奋而已。”西方的教育主张不要给孩子太大的课业压力，他们有比中国孩子更长的假期。但是，中产阶级的家长依然会在假期，把孩子送进各种学习班，参加各种实践活动。坚持学习的孩子，在假期结束时，阅读与数学等方面，少有退步，还有更明显的进步。但完全享受假期的孩子，就达不到这个水平。而这个贫民区中的KIPP学院，就引入了中国“稻田文化”勤奋的理念。孩子在学校时间更长，减少假期休息。老师有充裕的时间，在课堂上讲解知识，方法也更灵活多样。开始孩子们对这样的转变并不适应，但后来坚持下来，从学习中体会到了兴趣和成功的喜悦，孩子就变得自觉自愿地学习。他们在家完成功课的时间，远远超过普通的公立中学。有一个小女孩骄傲地说：“现在，我所有的朋友都来自KIPP学院。”这意味着，她的朋友们，都在生活中牺牲娱乐时间，付出更多努力，也意味着这样的学业，将帮助她脱离自己原先的“圈子”，有更大的可能实现阶层的逆袭。在课程的结尾，我想对读此书的读者，分享一点自己的读书感悟。03 总结第一个要点是：机遇。教育体制中的“马太效应”会让同年出生的孩子，享受到不同的教育资源，出生月份就变成了机遇的重要因素。比别人更快地完成人生中的10000小时训练，成为某一领域的强者，是机遇的又一个要素。甲壳虫乐队、电脑天才他们在完成10000小时积累的过程中，都受到了时代的眷顾。原生家庭中，父母的生活方式、工作态度，决定了孩子能否具有把握机遇的能力。一个又一个机遇的积累，是促成成功的关键因素。第三个要点是：文化传承。民族传统、文化传承，对个人的发生有不可小觑的影响。看一个人如何应对问题，看他祖先生活在哪里，他的家庭来自哪里，这些文化传承的力量，非常强大地植入后代的生活，遗泽百年。民族文化、文化环境，都将影响你关键时刻的选择，或者带来灾难，或者成就你的一生。但是改变并非无望，正视文化环境中的优势与劣势，你所做的努力，会有成果。大韩航空公司和美国KIPP学院孩子的故事，都是正视文化传承中的劣势，做出改变，逆袭成果的案例。在课程的结尾，我想对读此书的读者，分享一点自己的读书感悟。第一，“静待花期”这个充满争议的培育方式，我们可以从这本书中，找到理论支持。因为当孩子年龄小的阶段，几个月的年龄差距，就会有智力发育水平的差距。拿自己的孩子与“别人家的孩子”比较，不是科学的行为。在丹麦，十岁之前就不以年龄为分界，划分教育的等级，尽量把成长中的差异影响减到最低。第二，虽然KIPP学院强调学习中的付出与辛苦，但他们的延长在校时间，不是填鸭式教学，而是老师用更多的经历帮孩子演算数学的过程，培养学习的兴趣，从中找到乐趣。这和家长逼着孩子学习与做题，是大相径庭的。第三，家长对生活工作的态度，会给孩子很大的影响。 通过言传身教，让孩子获得“有付出才有回报的理念”，是能给予孩子最好的家庭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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