麟庆借用苏东坡这一名句，将自己的经历也比作“飞鸿踏雪”，把这些因缘际会的遭遇图文并茂地记录下来，就是《鸿雪因缘图记》。《鸿雪因缘图记·天坛采药》图（《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 美文——诵古通今》内页插图）《鸿雪因缘图记》共三集，每集八十幅图、八十个故事，按时间顺序记载了麟庆平生经历的重要事件。这部书真实可信，饱含着作者对家乡北京的感情，文字清新流畅，简练自然，值得一读。《天坛采药》这一篇，出自《鸿雪因缘图记》的第三集，涉及麟庆青年陪祭和晚年采药两件往事。限于篇幅，这里只节选《天坛采药》中的部分精彩段落：天坛在正阳门外之左，缭以长垣，周九里十三步。圜丘在坛中，形圆象天，南向，三成。上成石面九重，自一九环甃，递加至三成，得二百四十有三，合一三五七九阳数。每成四出陛，皆九级。上成石阑七十有二，二成百有八，三成百八十，合三百六十周天之度，柱如之。内壝形亦圆，门四，皆六柱三门。柱及楣阑均用玉石，扉用朱棂。壝外西地燔柴炉一，甃以绿琉璃。瘗坎一，东南燎炉五，西南灯杆三。外壝形方，门制与内壝同。……（皇穹宇）北门外为祈年殿，殿在坛上，制俱圆。坛南向，三成，面甃金砖，围以石阑。陛各九级，三成十级。殿柱内外各十有二，中龙井柱四。檐三重，上安金顶，瓦均玄色琉璃。前为祈年门，崇基石阑，前后三出陛……坛内树木森蔚，药草苾芬，所产益母最良。肃禁时，高宗特准神乐观官生开药肆十六，以利施济。年例秋后入坛采刈。癸卯届期，贺焕文因龚、刘二生招余同行，二生司乐舞，俗称金童。恭纪以诗曰：肃穆圜丘下，翻因采药来。绿阴浓苑树，玄瓦丽坛台。宝地寻芝术，金童辟草莱。先皇隆肸蠁，曾许侍班陪。余官翰林时，曾陪祀侍班，故云。分祭天地建圜丘麟庆说“天坛在正阳门外之左”，也就是前门外路东，古时一般称左东右西，与当代是相反的。这个位置是明朝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，由明成祖朱棣选定的。只不过永乐十八年（1420）建成之时，不叫“天坛”，而叫“天地坛”。这是因为永乐皇帝继承了洪武十年（1377）明太祖朱元璋定下来的传统，实行“天地合祀”的制度。天地坛的主殿叫“大祀殿”，所谓“大祀”，是古代帝王最隆重的祭祀，东汉的大经学家郑玄注《周礼》，认为“大祀”指祭祀天地，也可以包括宗庙祭祀。明朝前期的大祀殿，就在今天祈年殿的位置，那时还没有圜丘。“圜丘”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？明朝嘉靖九年（1530）。当时嘉靖皇帝组织满朝文武进行了一次大讨论，主题就是天地应该合祀还是分祀。据《日下旧闻》引《明嘉靖祀典》记载，当时参与讨论的人员约六百人，上至公侯伯子这些世爵贵胄，下至吏目、学录这些从九品甚或“不入流”的小官，纷纷发表见解。在充分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，嘉靖皇帝最终决定分别祭祀天、满汉双文的“皇天上帝”牌位地、日、月，在北郊营建地坛，在东、西郊分建日、月坛。原先的天地坛也就变成了天坛，嘉靖皇帝在原本的大祀殿以南建设圜丘，把祭天的仪式从室内转移到了露天的平台上。此后又在大祀殿的原址上建造了圆形三重檐的“大享殿”，也就是祈年殿的前身。至于“祈年殿”的名字，则是清朝乾隆十六年（1751）重新命名的。麟庆在《天坛采药》中所谈到的圜丘“形圆象天，南向，三成”，祈年殿“在坛上，制俱圆。坛南向，三成”，也都是乾隆时期以后的样子。北望圜丘坛、皇穹宇及祈年殿（《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 美文——诵古通今》内页插图）我们今天去天坛公园参观，就会发现主线上有两组建筑群：南面是圜丘和皇穹宇，北面是祈谷坛、祈年殿和皇乾殿。这两组建筑都是用来祭天的，但祭祀的时间却不同：圜丘的祭天仪式在冬至日举行，如果遇到久旱无雨，皇帝还要到圜丘行“大雩”礼，向上天祈雨；祈年殿的祈谷仪式则在正月的第一个或第二个辛日举行。这两个时间都正值北京的严冬，尤其冬至日的祭天典礼，全部的祭祀流程从“日出前七刻”就要开始，意味着在一年中最冷的季节、一天中天亮前最冷的时候，皇帝要亲自率领百官到露天的圜丘台上多次三拜九叩，向上天表示自己的诚意。祭天仪式如此辛苦，明朝的名臣张居正就曾在《进郊礼图考疏》中说“郊坛高旷，霜露凝寒，登降周旋，礼文繁缛”，所以很多皇帝都只是“遣官代祭”。乾隆皇帝就经常炫耀自己“每临大祀，必恭必亲”，是前代皇帝很少能做到的。圜丘和祈年殿祭祀的神明，都是“昊天上帝”（一作“皇天上帝”）。这个“上帝”与任何宗教都没有关系，而是中国人自古崇拜的“上天”，体现的是中国古人对自然与社会规律的尊崇。早在《尚书·舜典》里就出现了“肆类于上帝”的说法，意思是舜继位后先向上天祈祷，这种“敬天”的理念又在后世儒家的推崇下不断被强化，用来约束世袭制下统治者的权力。张居正就曾规劝万历皇帝说：“兹当行礼之期，凡起居饮膳念虑动止之间，尤宜倍加谨慎，务期积诚致洁，真如上帝之降临可也。”（《进郊礼图考疏》）说明祭天这样的活动，其实是对统治者所行所思的警戒和约束。建筑数字有玄机麟庆在《天坛采药》里，特别关注圜丘等建筑的“数字内涵”。比如他说：“上成石面九重，自一九环甃，递加至三成，得二百四十有三，合一三五七九阳数。”这里的“成”就是层的意思，“甃”是用砖砌的意思。圜丘上的石砖，以最上层的“天心石”为中心，紧挨天心石的第一圈由九块石砖组成，九块外面的第二圈是十八块，再外面的第三圈是二十七块，以此类推，第一层平台上共有九圈石砖，第九圈由八十一块石砖组成。第二层也有九圈，最里圈是九十块石砖，最外圈是一百六十二块石砖。第三层类推，最外圈的石砖数是九乘以九再乘以三，恰好是二百四十三。但是这么算下来，只有九和三这两个数字，哪儿来的“一三五七九”呢？原来呀，麟庆虽然自称“余官翰林时，曾陪祀侍班”，年轻时作为内阁中书曾参加过嘉庆时期的祭天大典，但圜丘上到底有多少块砖，并不是他亲自数的，而是从书上抄的。《大清会典》描述圜丘，是这么说的：“上成径九丈，高五尺七寸；二成径十有五丈，高五尺二寸；三成径二十一丈，高五尺。上成石面九重，自一九环甃，递加至三成，得二百四十有三，合一三五七九阳数。”三层直径分别是九丈、十五丈、二十一丈，相当于三分别乘以三、五、七，三层石砖数量则相当于九九八十一再分别乘以一、二、三，这样就包含了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等奇数。中国的《周易》文化里，认为奇数为阳，象征天，偶数为阴，象征地，所以奇数又称“阳数”。可惜麟庆抄书时省略了直径和高度的记载，这就跟阳数“一三五七九”合不上了。圜丘坛石砖（《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 美文——诵古通今》内页插图）除了圜丘的直径和石砖，天坛的建筑设计中还有很多数字游戏。例如麟庆提到的，圜丘的三层石栏和望柱数目各为三百六十个，“合三百六十周天之度”。祈年殿“殿柱内外各十有二，中龙井柱四”，分别代表一年十二个月、一天十二个时辰和一年四季；内外殿柱组合，又可代表二十四节气；三者相加为二十八柱，又可象征二十八星宿；等等。天坛特产益母草除了以圜丘和祈年殿为中心的两大祭祀建筑群，天坛里还有一个机构引人注目，这就是位于天坛西外坛的神乐署。这个机构在明清两代专门为祭祀活动奏乐舞蹈。明朝时由道教正一派主持演习乐舞，称作“神乐观”，乐舞生也多由道观里的道士充任。后来不断有人提出，祭祀所用的“雅乐”属于儒家的“礼乐”制度，不应由道教人士来演奏。到了清朝乾隆年间，就把“神乐观”改名为“神乐所”，后来又改作“神乐署”，并且严令禁止乐官学习道教。麟庆在《天坛采药》中说“神乐观”，其实是沿用了早年的称呼。无论叫神乐观还是神乐署，明清两代的乐官们除了演习祭祀乐舞外，都还有一项副业：卖药。正如麟庆所说：“坛内树木森蔚，药草苾芬，所产益母最良。”益母草是一味中草药材，中国历代医家都将之视为治疗妇科疾病的良药。天坛周边为皇家禁区，人迹罕至，草木繁茂，盛产益母草。明朝神乐观的道士们就在天坛周边开设药铺，专卖益母草熬制的益母膏，一方面自己赚点“外快”，另一方面清末民初的天坛乐舞生也能让更多百姓得到治疗。清朝尽管驱逐了道士，但仍沿袭了卖药的传统。乾隆朝大学者汪启淑（1728—1800）曾在《水曹清暇录》中记载：“天坛中隙地产益母草，守坛人煎以为膏售人，颇地道。”可见天坛益母草的良好口碑是一以贯之的。民国时期的祈年殿（《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 美文——诵古通今》内页插图）由于采药卖药有济世救人的功绩，明清两朝政府尽管屡次整肃天坛周边的环境，严禁喧哗，也不许饮酒、嬉戏或开设茶馆、酒肆，但对药店却网开一面。麟庆说，乾隆皇帝“特准神乐观官生开药肆十六，以利施济”。《清仁宗实录》记载，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曾在内阁官员的建言下再次“肃清郊坛重地”，尤其禁止开设茶馆，认为“若一设茶馆，聚集闲杂多人，或至话古弹词，亵越尤甚”，但对药铺仍予保留，“向来民人以彼处产药，就近开铺售卖，尚可容留”。神乐署官生采药的传统也保留了下来，但只许“秋后入坛采刈”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麟庆于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）与贺焕文一起，在两位乐舞生的带领下，体验了天坛密树浓荫下的药圃宝地。这位同行的贺氏也不是一般人，他名世魁，字焕文，是道光朝有名的宫廷画师，曾为道光皇帝绘制过《松凉夏健图》等作品，跟麟庆也是好朋友，《鸿雪因缘图记》第三集中的《见亭先生五十三岁小象》，就出自贺世魁之手。《天坛采药》一图，在云霭缭绕坛殿之侧，郁郁葱葱的松林底下，两个士人由扛着锄头的乐生“金童”指引，向林中深处探寻益母草的踪迹。整个场景既缥缈肃穆，又生机勃勃。麟庆的别样经历，带我们领略了一个别样的天坛。本文选自《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 美文——诵古通今》，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。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。原文作者/蔡紫昍摘编/何也编辑/青青子导语校对/陈荻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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