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位传播学学者所做的约会软件研究，为我们理解性别权力关系，提供了新的视野。
提起约会软件，或许有许多人会讪笑起来：一直以来，约会软件的“约炮”功能都声名在外，对一些人来讲，使用交友软件，不是一件可以坦率讲出来的事情。
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陈力深看来，提到约会软件时的讪笑，正是一种社会禁忌的表现。
即使到了2021年，社会对交友软件的讨论愈发多样，接受度也越来越高，陈力深依然发现，在自己的课堂上，学生听到交友软件时还是会“笑一笑”。
在他看来，这说明交友软件还没有摆脱污名化，而社会放下对交友软件的偏见，不要让“约炮”的标签绑架了大众的认知，才是从约会软件出发，助力性别平权的第一步。
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官网上，陈力深的个人页面。
陈力深从2011年就开始使用约会软件。
当时他结束了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硕士学习，回到家乡香港，从事广告行业。
后来他决定申请博士继续深造，在构思博士课题时，他发现传播学界对约会软件的研究是个空白。
作为一名“没有那么实证主义，注重生活经验”的社会科学研究者，他很快选择以此为自己的博士课题。
2013年,他进入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开始，最初研究的是男同性恋交友软件。
在选择博士论文选题时，他决定走出自己也身在其中的同志社群，转而研究异性恋交友软件。
他将目光投向了广州，希望了解国内的年轻男女们，如何使用、怎样看待约会软件。
2016年和2017年，陈力深在广州进行了田野调查，与三十几位约会软件的用户进行深度访谈，以此为基础写作自己的博士论文。
2018年，他获得南加州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，随后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做博士后研究。
次年，他受聘于本科母校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，任助理教授。
在博士后研究期间，陈力深再次回到广州，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同性交友软件的用户，又采访了三十几位使用者。
他将在广州前后共八个月的研究写成了专著The Politics of Dating Apps: Gender, Sexuality, and Emergent Publics in Urban China（《约会软件政治学：中国城市中的性别、性与新兴公众》），今年3月将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。
陈力深的新书（《约会软件政治学：中国城市里的性别、性与新兴公众》）书封。
陈力深说，他想打破社会对交友软件“只是用来约炮”的刻板印象，书中的“政治”，也是讲男性和女性，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，这些不同社群之间的权力关系，而不是政治运作、选举等。
他想探讨的是，在交友、“约炮”之外，对交友软件这个议题，还有什么探讨的空间？陈力深在研究中发现，直男、直女、男同志和女同志，在使用交友软件时有截然不同的体验，其背后则是根深蒂固的社会权力关系。
他提出，在细微的层面上，交友软件可以为女性和性少数群体“赋权”，例如为女性提供探索自己身体的机会，以及为同志群体带来平权的期待，但在根本上，这些软件无助于解决性别不平等和性少数权益这些结构性问题。
2021年初，水瓶纪元采访了陈力深，以下为访谈节录：交友软件为女性赋权，为同性恋者提供平权想象水瓶纪元：你的研究主要的发现是什么？陈力深：可以分为四类人去讲。
我对每一批人问的问题基本都是一样的，从而去留意每一类人在回答时所注重的部分。
例如异性恋女性，她们讲了很多交友程序怎么为她们赋权的故事。
特别是在广州，虽然是大城市，但大龄单身女士还是会被“剩女”的概念困扰。
她们觉得这些软件有机会让她们离开单身行列。
这些人也很明白，在交友软件上很容易受到男性的欺凌。
比如，没有一个受访者在app上没有被男性性骚扰过。
女性会跟我讲一些机遇，但同时受到什么挑战。
最重要的挑战就是，原来单单在手机上下载app，无论你有没有使用，作为一个女性，已经会被人指指点点了。
男性完全不会受到这样的污名化。
异性恋男性很注重怎样表达自己的男性气质。
但中国和外国男人的方法是有分别的。
外国的那些通常会放一些运动照、肌肉照，在广州有时我也会看下异性恋男性的的个人介绍，我发现他们很少会放一些肌肉照，反而有三种很明显的图片。
第一是扮可爱，尤其是20岁出头那些，有一些韩风，还会轻微美颜。
第二个就是喜欢放宠物的照片。
第三个是喜欢显示自己的财富。
男同志则在约会软件的使用上投射了情感关系。
对他们来说，这不只是一个用具，而是一个符号。
例如他们用app的时候，会觉得，今时今日（指2018年调查时）在中国，我们可以在网上自由地结交同性伴侣。
这对他们有很大鼓舞，让他们觉得，将来中国在同性平权上都会有进步。
当然之后发生的事情都是后话了，比如上海骄傲节被取消。
2018年的时候，性别平权相关的活动还没有现在这样死寂。
与之对比的是，美国男同志用交友软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性别平权的象征，就只是觉得这很方便，可以约炮、找男朋友。
至于女同志，有趣的一点是，她们软件的设计是不同的。
像LESDO、热拉这些，她们很注重社区的模式。
一打开软件，首先见到的就是社区的帖子，而男同志或者异性恋那些，一打开就是一格格不同的人。
我有一个访谈对象，本身是社工，她在上面免费帮人做心理咨询，在我所有的受访者里是独一无二的。
她很肯为这个社群付出。
2018年上海骄傲节。
图片：法新社水瓶纪元：为什么女同性恋的交友软件会更注重社群建构？陈力深：关于这个我没有做二次研究。
但已经有研究者采访了热拉的创办人，得知创办人本身对社群的想象很强烈。
这个创办人在采访中不断讲，自己身边有很多女同性恋的朋友，这些女同志很优秀，应该让大家知道。
他又觉得男同志会更注重性，而女同志更喜欢聊天。
所以他在做热拉时就希望设计一个软件让大家可以多聊天，就更注重做成社区的形式。
如果从批判的角度看，为什么一个男人会对女同志有这样的想象呢？为什么觉得女同志不倾向约炮呢？他是怎么得来这样的想法呢？是他在和朋友的聊天中得到的，还是他被“女性在性上是保守的”这一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影响了？和这种对男女的双重标准有没有关系呢？我觉得是有的。
设计者会带自己的概念进入产品。
一个很经典的案例就是剃须刀。
很早以前男女是一起用的，没有分别。
直到有一天，设计者觉得，男人对科技更有兴趣，就可以设计专门针对男性的剃须刀。
所以现在男性的剃须刀设计是很“透明”的，刀片一般是裸露的，你可以很轻易看到内部结构，也可以很轻易拆下来清洗。
女性的刮毛刀，现在的设计是很流线型的。
男性的剃须刀是清洁用品，女性的刮毛刀变成了护肤用品。
所以设计者会不自然地把自己的偏见带入产品里面，无法抽离出自己在社会建构中已经吸收的对性别的刻板印象。
不过，不同的约会软件，他们在功能上都是相似的，是要让你认识陌生人。
软件的设计不会从根本上影响用户，而是出现的时机会有影响。
年轻人可能会在新软件出现之后转移去新软件。
越早出现的软件，用户可能会越复杂，而不是软件设计有根本的区别。
比如，我在2018年听许多男同志受访者说，Aloha上面的人素质比较高，好过Blued，比如用户更年轻，而Blued会有一些40、50岁较年长的男同志使用。
另外就是Aloha上面的人“颜值”更高。
2016年我在和异性恋受访者聊天时知道的情况是，陌陌刚出现不久就被人批评是约炮软件，所以当时他们觉得探探好过陌陌。
后来一两年，我和这些受访者保持联系，他们开始觉得探探也变得越来越偏向约炮了。
2016年到2017年陈力深在广州做田野调查时，陌陌和探探是异性恋访谈对象最常使用的交友软件。
图片：视觉中国水瓶纪元：网上有一种讲法，所有的社交软件，不管是不是约会软件，其最终目的都是“约炮”。
陈力深：如果要这样讲的话，不如说所有的沟通最终目的都是性。
要约炮的人不需要用交友软件，用什么都可以。
交友软件和约炮画上等号，一个原因是外界的报道更多是在这一层面上。
在我的研究里，包括其他学者的研究，发现很多人在这些交友软件上并不见面，纯粹聊天。
我在研究陌陌的时候，有几个访谈对象本身在广西生活，去了广州打工，陌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交友平台。
他们不能在微信上吐槽，不想被家里人知道自己在广州这么辛苦，唯有在陌陌上讲。
因为陌陌是按照地区划分的，他们可以在陌陌上讲很多广州生活的艰辛，并获得共鸣。
所以说，“约炮软件”可以不是用来约炮，要看用户在这个环境里想得到一些什么。
水瓶纪元：关于对交友软件多样化的使用情境，你在访谈过程中还遇到过哪些比较有趣的故事？陈力深：有两个印象深刻的直女——这里可能也有一些偏见，因为和男性做访问可能半小时就做完了，他们讲一两句就完了，而女生会讲很多故事。
有一个是来广州读硕士的，她说她从小在性教育上是缺失的，不懂什么叫恋爱，什么叫性。
在广州，她想学好英文，将来去国外读博士。
她在探探上主要和外国男人聊天，认识了一个欧洲男人。
这个人和她说，你对这个世界完全都不认识。
她听到之后觉得自己很像一只井底蛙，于是开始看很多外国新闻。
这个交友软件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她对世界的好奇心。
还有一位受访者，我每次回广州的时候都会和她见面聊天。
2018年的时候，她跟我说，她可能是双性恋。
我就想，2016年的时候你还是直的呢，因为我回美国之后她还跟说，美国的男人是不是没有那么大男子主义？会不会更绅士？不如介绍些美国男人给我？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她很直。
那天她在吃雪糕的时候跟我说她是双，我很惊讶。
我就跟她介绍说，如果你想试下认识女同志，可以用女同的交友软件。
2020年初的时候，我写书到了结论的部分，我就想问她的近况。
她说还是觉得自己是直的。
我就觉得，如果没有交友程序，她也不会去思考自己是不是双性恋，原来交友程序可以让人探索自己的性取向。
我整天讲，交友软件不只是约炮，这两个案例就很典型。
对世界的认识、对自己的探索，是超越约炮的。
广州街头。
图片：视觉中国在约会软件上，直男依然处于权力关系的优胜地位水瓶纪元：这其中会否有一些隐藏的权力关系？比如不同性别、性取向的人，在约会软件上其实并不对等。
陈力深：如果去对比直男和直女的话，交友软件的确让女性在性上寻找新的挑战，或者去了解自己的身体，但女性始终避不开刻板印象。
用交友软件的时候人们说你是荡妇，不用的时候人们说你是剩女。
在个体的层面上，交友软件确实有为女性赋权的作用，但放在整个社会上，作用微不足道。
交友程序解决不了社会问题，因为科技无法解决我们社会根深蒂固的对男女的刻板印象，以及权力关系上的不平等。
我在采访直男的时候，他们会说，在探探、陌陌上，很多女人是“妓女”、酒托和销售。
他们就说，这些女士不应该用交友程序做这些“商业行为”。
我的看法是，广州有很多打工人，男女本身就是不平等的，男人可以轻易找到工作，女人未必，她们在人力市场上已经比男人的机会低了一截，所以一些人为了生计可能去做性工作，或者要去做酒托，然后男人再说这些人不道德。
我在书里是很批判这件事的，我说男人去批评这些女性，是第二次利用自己的性别红利。
第一个红利就是在人力市场上，第二个是在约会软件上。
之前讲过，同志交友软件给了同志们社群的资源，带给他们远景和期盼。
但如果我们检视这些软件，还是会发现问题。
比如女同的软件是要求讲自己的性别身份的，像T、P、H，这些不就是将女同志的关系嵌入异性恋的想象中吗？一段关系一定要有一个更女性化的角色和一个更男性化的角色吗？而热拉有拍一个网剧，叫《热拉帮》。
这是一个时尚的故事，背景在上海。
问题是，里面的女同志有两个很男性化的角色，去争取一个女性化角色的欢心。
这也是将同性关系放入异性恋的模式中。
我想在书里呈现出这种张力。
交友软件在带给用户期待的同时，也制造了新的压力。
水瓶纪元：你刚刚提到约会软件对女性的赋权，可否再详细介绍一下？陈力深：赋权（empowerment）这个词本身在不同的学科上有不同定义。
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上讲，是女性在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在经济上获取更多机会、更多资源。
而我们在这里讲的赋权，更多是象征意义上的。
一个女性，是否可以自由、大胆去选择一个男人？一个女性是否可以自由去约炮呢？一个女性是否可以在使用交友软件时了解更多自己对恋爱的看法？或者是否可以将爱情和性分开？我们华人社会本身性教育就不够，很多家庭没有很多机会给女生空间去进行这样的反思。
交友程序可以创造这样的机会。
这不是经济上的赋权，但在理解自身上，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。
但交友程序本质是一种科技产品。
我前面所讲的男女，以及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的权力关系，这是一个社会问题。
科技解决不了社会问题。
社会问题需要政府政策、教育改善、媒介素养的训练来解决，科技只是其中一种元素。
我在书中强调了一点，交友软件确实可以让女性和同志群体去发现自己，但我们要记得，中国社会现在的社会脉络，对女性依然不够保护，对同志权益依然不够重视，这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。
水瓶纪元：交友软件对用户还有没有其他潜在的危机？陈力深：所有人都有。
但不同群体遇到的最大困扰是不同的。
直女和男同志是很相似的，就是被性骚扰。
这两个群体几乎每个受访者都告诉我他们被性骚扰过。
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，交友软件上性骚扰的成本太低了，发一张照片给你，你也不知道是谁。
虽然你可以投诉，但对方再开一个新的账户就行了。
直男本身在性别权力关系上是优胜一方，不会担心被性骚扰。
他们遇到最不开心的地方就是被人骗。
他们觉得很麻烦，要在聊天时慢慢去猜对方是什么人。
所以有男人跟我说自己已经有经验，先看这个女生的账户是什么时候开的，如果少于三个月，他就会感到危机。
女同志最大的忧虑就是，她们会在这些社群的讨论里见到很多勾心斗角。
一个受访者说看过一个直播，里面的人就公开谁偷走了我的女朋友。
本身软件设计是希望建立社群的，所有会有很多直播和讨论区，这些途径同一时间也可以做一些破坏社群的动作。
每一类人遇到的问题是不同的，也是因为在社会建构上的位置是不同的，所以我会决定分开去写。
我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，有一个审评人觉得，我这样划分，是不是在制造性别和性取向的二元对立呢？我自己在书里说，我是一个酷儿理论家，是一个女性主义者，这是不是矛盾的？我承认存在这个问题，但我们不能忽略社会现实中的确还有这种分野，并导致了约会软件上不同的使用经验。
我不可以抹杀这些生活上的分别。
我觉得这样将每个群体抽出来讲他们的机遇和挑战，好处是多于限制的。
“只在一个交友平台上发声，没办法解决结构性问题”水瓶纪元：你做交友软件研究的这些年，社会大众以及传播学界对交友软件的关注发生了什么变化？陈力深：我觉得是大家讲得更多了。
现在媒体也会讲交友软件的多样化，很多用户不会羞于承认自己使用交友软件。
但有时学生讲交友程序时，还是会笑一笑。
他们意识到自己在讲一些“禁忌”。
当大家还在对这件事笑一笑的时候，这仍然不是一件被主流社会正视的事情。
相比我2013年开始做研究的时候，学界现在多了很多论文。
每个月我都会至少收到两篇需要评议的论文。
交友程序一开始的研究，尤其是同志交友，最开始都是用公共卫生角度看的，是讲HIV和性病的预防以及安全套使用。
中期才开始讲人际关系沟通，比如人们在上面怎么展现自己的不同，在上面聊天的范式有什么不同。
后期就开始讲交友软件背后的政治，在社会上的意义，对权力关系的彰显，比如平权、赋权、性少数的社群营造、怎么对抗异性恋霸权。
今天我大部分看到的文章，基本上都是这些内容。
短期来看，我想不到会有什么新的突破，除非你去一个和欧美、中国都很不同的地方。
最近我看过一篇在菲律宾做田野调查的文章，讲菲律宾女性怎么用交友程序。
很特别的是，它讲到Tinder对菲律宾女性来说是直接走向国际的桥梁，因为她们觉得可以直接跳过菲律宾男性，直接认识白人，这其中有一些对白人的迷恋。
从我个人来说，2019年我回到香港，要备课，准备新生活，没有什么时间。
2020年才重新开始做研究，上半年在香港做了一个交友软件与政治立场相关的研究。
我不断在想的问题是，在交友之外，交友程序有什么值得讨论的？我发现其实还有很多社会现象可以在小事上反映出来。
香港街头。
图片：法新社水瓶纪元：我自己的观察是，在内地，也会有很多人在个人介绍上写明自己对特定议题的立场，比如对性别议题的看法，对一些特定社会事件的看法。
几年前在你做研究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况吗？陈力深：有的。
而且其实美国也有这种情况。
现在美国很多人会在Tinder上写BlackLivesMatter（黑命攸关）。
基本上变成了一个潮流。
这其实是件好事。
我觉得即使你不同意，但你写了出来，一些本身同意但不够胆讲的人，会因为你写了出来，就敢讲了。
整体来讲是有部分作用的。
我最近常讲，BlackLivesMatter变成了一个New Sexy。
在内地，可能用户会事先写明对性别平权议题的看法，也可能是很小的事，比如“我一定不会做家庭主妇”。
这些是很进步的。
但回到之前的问题，性别不平等是社会的问题，科技只是拼图的一块。
一个社会整体的改善，要靠政府政策、教育和媒介，缺一不可。
只在一个交友平台上发声，没办法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。
“我是不是一个共犯呢？这是研究者一定要反思的”水瓶纪元：你当时在广州做了田野调查，访谈对象是怎么找到的？陈力深：我在做广州这个研究之前，在美国也是做交友软件研究的。
以我的经验来看，我觉得我找男女同志是很容易的，所以我决定先找直女的访谈对象，这个群体我可能最不熟悉。
我认识中山大学的一个教授，她刚好2016年的时候在广州有个公开讲座，讲女性性自主。
我就问她可否在这个讲座上宣传我的研究，她说可以。
之后我自己也有下载陌陌和探探。
这些都是要大学的伦理委员会去批准的，也就是说用这些软件的目的只是做研究，不能让其他人误会我是在上面做其他事情。
我先是通过这两个方法找直女访谈者，之后她们也有帮我找她们的朋友。
当时交友程序不是很普遍，很难在软件之外的地方找到受访对象。
而现在可能在网上问一下，就会有很多人回应。
直男我就不能在交友程序上找，因为我自己就是个男的。
所以这些访谈对象主要是之前那些直女帮我介绍的。
男同志和女同志我是通过广州的两个同志团体找的。
我自己其实也很介意用交友程序找受访者。
我自己是同志，如果我在男同志的社交软件上出现，虽然我是一个学者，说我在做研究，但很容易被人误会我有一些其他的企图。
我在美国接受的训练是说，包括我现在教学生也是，你要想一想自己的身份，包括性别地位、种族的身份，在某个场所找受访者，这件事是否有危险？不是说身体上受伤害的危险，而是会不会有一些你没想过的意外出现，而导致事后人们会质疑你研究的公信力？所以直女我可以自己用交友软件找，因为可以直接说，各位，我对你们没兴趣。
其他人就很难这样找。
2017年，陈力深在广州使用探探寻找访谈对象时所使用的个人介绍。
图片：受访者提供水瓶纪元：这其实也是做社会科学质性研究时，研究者需要反思的positionality（位置性）的问题。
你在做这项研究时，怎么看待自己的特质、地位会给研究带来的影响？陈力深：我会想，对女性的访问，我是一个男人。
对男性的访问，我是一个同伴。
其中对男同志的访问，他可能会觉得我不只是想访问，而是想有后续的。
而对女同志的访问，她会觉得我是平权上的伙伴，对我在私人生活上完全不会有想象。
这些我在做研究时是很注意的。
我会想为什么男人会和我说这些呢？其中有两个人跟我说，他们很喜欢骗女人，英文叫Pick-up Artist，也就是PUA。
他们一个礼拜约三四个人出来，发生完关系就不理她们了。
他们会自吹自擂地和我分享，觉得这是一项技能。
如果我是一个女人，他们不会跟我说这些的。
访谈的时候，我不能在听到他们说这些的时候立马生气，只能继续听，希望他们继续讲下去。
这让我觉得我是不是一个共犯呢？我好像鼓励了他们做这件事，因为我没有反对，我只是很沉默地坐在他面前。
这是研究者一定要反思的。
就是自己在访谈时，为了让对方讲自己平时不会和其他人讲的事情，会不会同时鼓励了他们去做和我本身立场相违背的事？而女性那边，如果在合适的情境下，我会向直女透露我的性取向，让她知道，这个访谈是纯粹学术的，而不是希望通过访问有一些其他的期待。
因为有人在陌陌上回复我，哇你用这个方法约炮，很新奇呀。
我自己也要留意，我用男性的身份去访问女性，不是问她们对经济、对时装的看法，而是关于性、爱情、交友程序的看法。
这在一个男女对话的环境下是很敏感的。
所以我会尽力让自己更专业，比如我会带之前发表的文章，访谈前给对方看。
我也会选择一些既开放又可以有两个人对话空间的咖啡厅进行访谈。
水瓶纪元：会不会担心这样找受访者会有一些bias（偏见）？比如你在性自主讲座上找到的人，可能都会偏向类似的价值观，她们找到的朋友，可能也都是相似的。
陈力深：做质性研究，比如为访谈为主的田野调查，一个受访者肯接受一个小时的访谈，一定是有一些性格的。
一些不喜欢讲话，想避开这些话题的，本身也不会参与这种学术研究。
所以做访问，我想我们要理解，这个方法本身是有限制的，因为有些人我们是找不到的。
我知道会有bias，比如她们更喜欢表达，如果是同志的话会对平权的关注更强。
我要接受这些研究的限制。
但我的研究也正正是想知道，一批用交友程序的人，交友程序怎样影响他们的权益？如果这些人本身对权益很有概念，他们正适合做我的访谈对象。
所以这个bias是相对正面的。
水瓶纪元：你觉得在2021年，大家对约会软件应该抱有怎样的期待？陈力深：我觉得要乐观而谨慎。
我不能讲交友程序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，上面会有性骚扰，可能会有隐私的泄露。
我想说的乐观是，希望大家不要觉得交友软件只是约炮的，我的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
但我会怀疑学术研究和大众的沟通依然有距离。
即使我们发现用户的心态很多，有想约炮的，有想找长期伴侣的，也有些是纯粹在等地铁时看下帅哥美女的。
但这些结果还没有和大众产生太多交流。
而且更深层面上，我们之前聊到背后的性别议题，又有多少大众会知道我们研究者为什么要做这些呢？——————请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“全现在”，朋友圈的世界也会不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