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伙伴们，今天来说说华为软件的实力。
为啥说这个话题呢，因为华为曾连续18年霸榜中国百强软件的首位了。
根据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发布的《2022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竞争力前百家企业》的名单，其中华为就是排在第二位，力压百度等一众互联网企业，仅次于腾讯。
当时很多小伙伴感到好奇，因为在大部分人的印象里，华为是一家做基站和手机的硬件厂家，为啥他们在软件领域比互联网大厂还牛？因此，我去查了更多的资料，然后才发现华为软件实力是真的强。
2019年前，华为连续18年霸榜中国软件收入排行榜榜首；2020年后，采用竞争力来评估，华为依旧连续两年夺得榜单第一，因为受到制裁，才在2022年惜败于腾讯。
然而我在查资料的时候，发现华为软件在网上的口碑，真是两极分化，而且是特别严重的那种。
有些人表示质疑：说华为软件看看就好，它主要是靠硬件才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，还有一些媒体则对华为大夸特夸，比如福布斯中国形容华为是一家披着硬件外壳的软件大厂。
这就让我对华为软件的实力充满了好奇。
你说华为软件实力不强吧，他们偏偏把EDA软件和MetaERP管理系统都实现了国产化，不仅打破国外垄断而且还是底层技术全部替代的那种，确实牛的不行。
但是你说华为软件实力很强吧，我们平时好像也没用到什么华为软件啊？那么华为软件实力到底怎么样？为啥会连续霸榜第一的位置？它到底是硬件强还是软件强？大家好呀，我是熊猫，本期我们来说说被大家忽略的华为软件。
首先说明一下，华为软件排名并没有造假。
因为华为参选的这两个榜单权威性都很大，其中《年度中国软件业务收入百强》是由工信部网站公布的，每年都根据自家企业填报收入，加以核实信息后给予公布，可信度满分。
还有一个是《年度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竞争力前百家企业》则是由“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”发布，它主管单位也是工信部。
中电联内部也都是行业专家或者权威的信息产业官员担任，按照我们的理解这也算半官方性质了，最主要的是参与排名的企业需要自愿报名参与，因此它的排名也是十分权威的，很多企业都以进这个榜单为荣。
综合来看，华为软件能进这两个榜单是相当的有分量。
既然如此权威的媒体，那么华为软件实力为何受到质疑？这就得说说这两份榜单的排名依据了，不管是工信部还是中电联，它们的排名都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依据那就是：软件收入。
而软件收入的项目非常广，其中有一个是：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，包括嵌入软件收入，和嵌入式软件出口等。
嵌入式软件是用来控制和辅助硬件设备的，比如一台手机里面就有很多嵌入式软件，才能组成一个既可以打电话、又可以接受信息和拍照的多功能通信设备。
因此，只要你买一些具有嵌入式软件的设备，那么必然会涉及到软件部分。
而华为的争议点就在这里，华为的基站、手机等各种硬件非常多，它们里面也有很多嵌入式系统软件，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出口的，不仅可以提高他们软件收入，还可以提高竞争力的评估。
以工信部的软件收入排名为例：2018年时，全国软件收入百强中，除了华为排在第一外，前五名里还有中兴、海尔、浪潮等企业，这些都是硬件大厂。
因此，有一部分人坚定的认为，华为并不能代表中国软件企业的实力，它的核心还是硬件设备大厂。
这么说好像有一定的道理，难道真是排名依据出现了致命性的错误？直到我自己再次去核查了以后才知道，其实并不是这样，这份榜单的计算参数其实是全球通用的方法。
在国际上，软件的定义是比较广泛的，包含了操作系统、应用软件以及它们之间的任何中间件，比如工业软件、数据库、编程语言等等，尤其是操作软件、数据库以及中间件是业内公认的三大基础软件，被称作“根技术”。
根技术的意思是可以为其他技术源源不断地提供养分，没有根技术，那么应用软件开发的再多再华丽也是虚有其表。
这句话可不是我说的，而是中国软件行业的共识。
华为任正非曾说过，如果美国不给我们操作系统，那么我们是不是傻了；企鹅的马哥也说过：移动支付领先全球，但没有基础技术支撑，就像沙子上建楼房，一推就倒。
任正非的故事听多了大家已经无感了，但是马哥都这么说，估计很多人都感到很惊讶吧，从这也可以说明，基础软件和中间件有多重要了。
而嵌入式操作系统和嵌入式软件也是如此，一般来说设备就是由冷冰冰的零部件组成的，它本身是不具备各种功能的，但是通过软件控制，它就能具备很多设备独有的能力，因此它的作用非常大，属于操作系统和中间件的一种。
因此，工信部把它列入软件范围是没有问题，有问题的恰恰是现在还没有重视基础技术的人。
而且将华为列入软件排行第一，也可以鼓励企业多发展这种底层技术。
其实华为软件霸榜，可不仅仅依靠嵌入式软件的收入。
2020年后，工信部也开始注重软件的质量，因此后来就基本没有发布各家企业收入排行了，反而改为中电联统计，排行不是将所有企业都纳入软件排名中，而是细分为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竞争力报告以及百强企业》和《电子信息企业竞争力报告以及百强企业》。
更关键的是榜单不再单纯以收入作为排名依据，而将质量、技术、研发等多维度衡量，建立一个具有国际说服力的指数计算模型来衡量，再进行排名。
华为在新模型下依旧取得了让人惊叹的成绩。
在电子企业里，华为连续3年取得排名第一的成绩，力压海尔、中兴、小米等企业；在软件企业里，华为取得2020年与2021年的榜首，在2022年中惜败于腾讯，如果不是老美的限制，华为软件排名不会输给腾讯。
所以不管从哪个维度去评价，华为软件的实力的确属于中国顶尖的那一类，因此福布斯中国才会形容华为是一家披着硬件外衣的软件大厂。
那么问题来了，华为是如何做到的呢？它明明是以基站起家的，为啥做软件也如此出色？答案其实就是福布斯中国说的，华为是被硬件蒙蔽的软件大厂，它贯穿了华为起家、转折、备胎、国产替代等时代，如果没有软件，华为不是被时代抛弃，就是在被美国扼杀的道路上。
在华为创立的初期，华为就非常重视软件研发。
1988年时，华为通过代理HAX交换机起家，然后华为就开始重金研发交换机，在3年内连续研制出三款交换机一举奠定了华为运营商主营业务。
这款三款交换机就是HJD48、JK1000以及C&C08，其中HJD48年销售额突破1亿，它帮助华为在自研道路上实现了突破；JK1000销量不佳，但是帮助华为拿到了邮电系统的资格，而C&C08则大获成功，彻底奠定了华为技术领先的地位。
它们的故事直到现在都是业内的佳话，大部分人都对郑宝用、李一男等研发总工充满敬佩，将所有的赞美都给了他们几个。
但很少有人知道，一台交换机的研发不是单纯靠某个人就可以完成的，他们的背后还隐藏着许多不输给总工的大佬，其中就有华为软件硬件研发奇才。
HJD48交换机就是如此，它的总设计师是郑宝用。
郑宝用借助HJD48成为华为研发总工，是当时华为的二号人物，地位仅次于任正非。
郑宝用的确是领军人物，它帮助华为搭建了研发体系，但是他的手下其实还有两个顶级人才，一个是硬件研发负责人徐文伟，另一个软件负责人则是聂建林。
徐文伟研发了华为第一颗芯片：ASIC，非常擅长硬件开发和汇编，可谓是战功赫赫，而聂建林则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学生，也是软件天才人物。
HJD48上一代产品是华为的BH01，它只能带得动24个用户的交换机，属于低端小型产品，HJD48交换机则要在这个容量上，再上升到48口，而且采用的技术是当时国内还未成熟的模拟空分式用户交换机。
因此需要一个全新的嵌入式软件系统，编写这个软件同样需要汇编语言，最终徐文伟和聂建林的合作实现了技术攻关。
软硬件结合让HJD48交换机的体积更小、质量更好、容量还更大，很快就受到市场欢迎，让华为在1992年的销售额突破了1个亿。
但是当时交换机市场的竞争压力非常大，HJD48交换机优势越来越低，华为是必须寻找新的机会。
恰好上世纪90年代，中国通信行业刚刚开始爆发，于是华为就瞄准了中国电信运营商的设备供应商的位置。
中国邮电系统内用的程控交换机都是进口货，不仅供需大，而且单价都很高。
如果华为能够成为邮电体系的供应商，相当于有了稳定且优质的客户，对于华为的发展壮大来说，意义非同寻常。
但是想要成为电信供应商可不容易，不说国外厂家的技术优势，单单国内就有巨龙通信、大唐电信、中兴通讯等企业也在虎视眈眈。
但华为还是通过一款更先进的交换机产品拿下了这个单子，这款华为成名之作：第一代1000门路的交换机，JK1000。
HJD48交换机是用于家用和小型商用的，而JK1000是用于大型运营商的，它有1000个端口，而HJD48只有48个，两者的难度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首先，连接口的数量规模相差了20倍，复杂度直线上升，需要更加强大的系统控制。
其次，运营商对于交换机的要求也更加严格，不仅交换机本身要稳定，交换机的系统也要有足够高效的管理，还得能提供计费以及提升新业务、甚至后期的维护等功能。
因此，JK1000的系统得具备优秀的软硬件管控制、分配、协调等功能，这需要华为自己从头一句一句敲代码，而且还要把代码敲得好，得配得上电信运营商级别的程控需求，难度依旧非常大。
好在华为有徐文伟和聂建林等软件天才。
徐文伟擅长汇编，聂建林擅长C语言，于是他们就利用混合编程的方式，重新锻造了华为的交换机主机软件系统，最终在1992年的下半年，成功的推出了自家的第一代1000门路的交换机JK1000，再次创造历史。
JK1000在华为历史上口碑并不好，它的销量只有200多套，因此很多局外人都觉得这是华为最错误的一次研发。
事实上并不能这么认为，JK1000最大的作用不是销量，而是它让华为拥有了替电信运营商供货的资格。
有了门票，这才有了C&C08数字交换机的成功。
C&C08交换机的主机系统集成了JK1000的技术研发路线，一部分人负责硬件、一部分人负责软件，不仅增加了数字网络，还把端口做到了上万个，甚至百万个端口。
当然，百万个端口只是个口号，有点夸张，但是华为的确凭借C&C08的128门的优势，首次做到了窄带数字交换机单品世界销量第一。
自此，华为才真正将运营商的业务拿下，真正站稳了脚跟。
所以我才说，软件其实是华为崛起必不可少的因素。
它被藏在了硬件下方，但却支撑了华为早期的交换机系统。
在这之后华为就复制了这个模式，一边卖产品一边卖服务。
早期时，华为还靠硬件挣钱，后来软件也开始挣钱，华为就搞了个存量收费，可以按照客户、按照功能控制，每年都可以收到一笔非常丰厚的服务年费。
依靠这些服务费在2011年就拿下中国软件收入百强的榜首。
随着业务扩大，华为还在2007年加入LINUX开源社区，但是华为软件研发已经跟不上发展速度，不得不采用自研、外包、采购等多种形式的软件战略。
不过这种战略很快就让华为吃了数次大亏。
比如在2009年左右，云计算开始兴起，华为软件业务扩展到云上，准备打造自己云上核心网，不过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，就遇到了一些问题。
云计算是一个新兴事物，它需要服务器和操作系统等软件进行控制，华为就需要对这些软件进行开发，那就得用到一个程序员必备的开发工具。
这些工具就像工地上工人手里的设备，有了好的设备，才能把房子盖得又快又好，但是华为的这些工具却已经跟不上华为庞大的部门需求了。
比如，以需求管理工具为例，原本每个小团队都在研发各自的内容，一旦需要遇到一起合作一个大项目的时候，如何传递各自需求、协作等流程时，就容易出现管理混乱、效率降低等问题。
因此，为了改善效率，华为又走上了自研开发工具的道路。
开发工具也属于基础软件，自研开发工具就不得不去研究底层技术，就这样华为为了把产品越做越牛，不得不把自己一步步逼到软件大厂的地步。
华为接触的越多就越意识到美国软件的强大，任正非后来自己说过，自己一面是非常钦佩美国的实力，但是一面又忌惮美国的霸道。
当时他就思考，如果这些操作系统和芯片不给用了，那华为的路是不是就断了？于是摆在华为面前的就有两条道路，一条是在美国基础软件上对外购软件进行改造，还有一条就是全部自研操作系统、中间件等基础软件。
然而在那个年代，华为还需要与美国等其他国家打交道，自己全部自研反而会让合作伙伴感到担忧。
任正非选择两者都要，一边尽量将软件改的更加流畅，一边制定了备胎计划，因此诞生了一个华为乃至中国伟大而且神秘的部门：2012实验室。
有传闻说这个备胎计划源自于电影《2012》，我觉得可信度挺高的。
因为2012实验室下面有六大部门，其中就有一个叫诺亚方舟实验室，它专门研究人工智能基础研究；其他五个分别是中央研究院、中央硬件工程院、海思半导体、研发能力中心以及中央软件院。
你没看错，软件是作为单独一个部分，地位与海思半导体是一样的。
它是华为专门研究基础软件的部门，部门内还分为欧拉实验室、图灵实验室、高斯实验室等等，都是历史上有名的科学家。
它们涉及到AI框架、操作系统、数据库、编译器、编程语言等，这些都是我们常人根本无法接触到的软件，但在华为眼里，它有可能就是未来的诺亚方舟。
据统计，华为在过去的十年中，已经投入了9773亿元用来研发，而这些研发投入中，大部分都用到了软件研发中。
不过，这种超前的眼光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。
刚开始时，2012实验室的学者心里其实是有疑虑的，他们不懂自己的研究是用来干嘛的。
因为作为备胎，美国如果没有下手的话，那么他们的这些研究不一定能派上用场，甚至很多优秀的成果都将被埋在沙土里，这对于一位科学家来说是难以接受的。
因此任正非在2012年7月份时，专门与实验室的负责人展开了内部问答，这份问答我看了，觉得非常震撼。
有两个问题可以分享给大家，其中一个是中央软件院欧拉实验室的研究员咨询任正非，他说：市场上已经有苹果、微软、安卓的系统了，我们研究操作系统是为了什么呢？任正非当时的回答是：做终端系统是为了战略考虑，如果这三个系统一直给华为用，那么华为就不需要操作系统了，但是如果他们突然断了我们粮？我们是不是就傻了？研发操作系统就是要在断粮的时候，备份系统能用得上。
还有一个问题我印象特别深刻，当时有人问：研发就应该强攻，就是集中力量去在城墙上打一个缺口，那么什么是强攻呢？任正非说：我给了负责人每年4亿美元的研发费用，以及2万名研究人员，负责人一听吓坏了，但我还是要给，一定要站立起来，适当减少对美国的依赖。
其实从这篇问答就可以看出华为在2012实验室的投入非常大，可以说既给钱又给人，还不逼着他们出成果，因此才有了“备胎”的说法。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大家并不知道华为的备胎到底到了什么程度，但是美国的禁令让我们见识到了。
2019年5月，美国发布了禁止美国企业购买华为设备的指令，并且将华为列入“实体名单"一年后，美国禁令再次升级，不但禁止芯片企业给华为制造芯片，还禁止华为使用美国软件，比如EDA，CAD等等。
当时市场上一片哀嚎，因为这些软件正式任正非口中的基础软件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规避这种制裁，更别说一家企业了。
很多人甚至一边喊着没有EDA就没有芯片，一边认为华为会向中兴一样向美国低头，但是华为并没有，而是接连发布了“备胎转正”“向下扎到根，向上捅破天”等悲壮誓言。
2012实验室尘封已久的成果终于有了重见天日的时候，2019年后，华为数次集结了旗下的工程师，相继开启了鸿蒙、欧拉等大会战，其中大部分都是以软件为主。
比如，推出了专门负则终端消费的万物互联系统鸿蒙，还有面向企业、服务器的欧拉系统；还有像帮助开发者的开发软件的方舟编译器；以及华为云软件开发生产线 CodeArts软件；用于设计14nm芯片的EDA软件、用于企业管理的MetaERP 等软件，解决了卡脖子的领域。
而且还是从底层系统和基础软件全方面实现国产化，每突破一件，华为就开源一件，让更多的中国企业共同参与。
华为在软件上的发力，让大家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软件大厂，以往中国重硬轻软，即使是互联网企业也都是在别人的基础上研发应用，很少有企业愿意做底层技术。
但是真正遇到封锁时，大家才真正见识到什么叫软件的实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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